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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小議刑事錯案的救濟——基于被害人的視角

來源:中國法學網

作者:巨言 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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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刑事錯案的救濟伴隨著刑事錯案糾正程序,在刑事錯案糾正過程中,在關注無辜者的救濟同時,更需要特別關注刑事錯案中被害人的救濟。這種關注不應限于刑事訴訟程序之內,還要延伸至刑事訴訟程序之外。一方面需要保障被害人訴訟過程中權利,另一方面需要保障被害人訴訟結束后獲得物質幫助和精神撫慰。如果想系統全面的對刑事錯案中被害人給予救濟,則需要推進審判中心主義的第三條路徑:即賦予被害人主體地位,構建新型的刑事訴訟關系構造。

關鍵詞:刑事錯案; 被害人; 救濟

一、問題的提出


2018年2月17日,陜西省漢中市公安局發布消息稱, 2月15日發生在漢中南鄭區新集鎮的殺人案犯罪嫌疑人張扣扣投案自首,案件成功告破。[1]此案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并沒有太多值得疑慮的地方。但是犯罪嫌疑人張扣扣在中國傳統節日春節期間實施如此慘烈的殺人行為,其動機值得懷疑,犯罪嫌疑人張扣扣殺人案的背后牽扯一樁20年前的舊案。1996年8月27日,犯罪嫌疑人張扣扣之母汪秀萍因瑣事與鄰居王正軍、王富軍發生爭吵并撕打,汪秀萍遂拿一節扁鐵在王正軍左額部及左臉部各打一下,王正軍即撿起一根木棒朝汪秀萍頭部猛擊一下,致其重傷后死亡。法院一審判決被告人王正軍犯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成立,但王正軍未滿18周歲,且能坦白認罪,其父已代為支付死者喪葬費用,應當對被告人王正軍從輕處罰。法院以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判處王正軍有期徒刑7年。關于民事賠償部分,被告人王正軍的監護人王自新一次性償付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張福如經濟損失9639.3元。但是張扣扣父親張福如和姐姐張麗波卻對事實認定存在不同認識,使用木棒打死汪秀萍的是王家的二兒子王富軍,并非法院最終認定的三兒子王正軍。張家人稱,由于王家長子王校軍是當地鄉政府的黨政辦主任所以不少人為王家做了假證。[2]關于20年前這一樁舊案是否為錯案還有待司法機關進一步審查,如果20年前的舊案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沒有問題,那么我們能看到當時作為被害人的張扣扣并沒有完全通過法律途徑獲得充分救濟進而重新回歸社會。如果20年前的舊案是一個事實認定有誤的錯案,那么給被害人張扣扣心理留下的陰影就是導致今天殺人案的重要導火索。從原先的被害人到現在的被告人,這一地位的轉變讓我們不禁對刑事錯案中被害人救濟的重要性有了新的思考。

二、刑事錯案的概述


刑事錯案在我國被老百姓稱為冤假錯案。冤假是從客觀角度入手,“冤”多數情況就是把好人冤枉成壞人,“假”就是隱瞞歪曲案件事實。錯案是從主觀角度入手,是事后對案件作出的主觀評價,認定其是真實案件還是錯誤案件。但是我們對刑事錯案的學理認識程度絕對不能停留在普通大眾和媒體理解的冤家錯案的程度,這只是狹義程度上的刑事錯案,我們要從廣義角度出發對刑事錯案有一個充分的認識。

(一)刑事錯案的概念

對于刑事錯案,人們首先聯想到的是無罪的人被關在牢獄之中,甚至是無罪的人被帶到刑場執行死刑的殘酷場面。法律作為一門科學需要將將刑事錯案的畫面抽象為法律概念,在這過程中學術界和實務界存在著不同的觀點。第一種為主觀說,認為判斷刑事錯案的標準不是根據案件的處理結果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而是根據司法人員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即司法人員故意或過失地違反刑法或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處理案件。該學說充分的將人為因素考慮在其中,擴大了對司法工作人員的規制范圍,同時也能夠通過區分故意或者過失來決定處罰的力度。但該學說也存在難以解決的問題,主觀上的過錯在司法實踐中的認定是極為困難的且缺乏可操作性的,尤其是證據收集上十分困難,因此存在較大的弊端。第二種為客觀說,即判斷刑事錯案的標準是案件的處理結果與客觀事實是否相符。該學說不再考慮錯案發生的原因,只要是判決結果與客觀事實不符,就可以當做錯案來處理,有利于對錯案的糾正及司法的公正。其局限性在于,對于實體的判決結果得到了有效的保障,但對于程序性的錯誤缺無法得到規制。例如,剝奪了當事人的辯護權、上訴權、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等權利,但判決結果與客觀事實相符的情形。第三種主客觀相統一說,即將主觀過錯和客觀結果結合在一起來判斷,既要求客觀上與事實不符,也要求司法工作人員主觀上存在著故意或者過失。還有一些其他的觀點,例如從賠償的角度將錯案定義為“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職權的行為違反法律規定,侵犯了法律所保護的權益的行為和事實……錯案通常是因為侵犯了特定權利主體的合法權益才被確認的?!盵3]

筆者比較傾向于在客觀說的基礎上加以改進。錯案不能僅僅局限于將無罪之人認定為有罪,還應當包括將有罪之人認定為無罪。也不應當局限在經過法院判決后才稱之為錯案,發生在偵查階段中應當立案而不立案,應當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而做撤銷案件處理。審查起訴階段應當提起公訴而做不起訴處理等。同時也應當將錯案的范圍擴大到執行階段,例如不符合減刑、假釋條件的得到減刑、假釋;刑罰沒有執行完畢的,被釋放等情況。

(二)刑事錯案的分類

從定罪量刑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對刑事錯案有一個全面認識和分類。具體從定罪角度,刑事錯案可以分為無罪者被定為有罪者和有罪者被定為無罪者。從量刑角度出發,刑事錯案可以分為重罪被定為輕罪和輕罪被定為重罪。這些情況都是刑事錯案,而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說的冤假錯案僅僅只是停留在對無罪者被定為有罪者這一情形的認識,也是我們對無辜者最為樸素的認識,沒有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刑事錯案類型化體系。

證據作為刑事訴訟案件中最為核心的要素,我們從證據角度出發,可以將刑事錯案分為證據不足下的定罪和證據充足下的無罪。刑事訴訟的過程是在已有證據基礎上對已經發生案件的一種還原,換句話說也可以稱為是對已經發生案件的推斷。在證據基礎上的還原和推測就不會是百分之百的準確,證據不足下的定罪可能最后真的沒有放過犯罪分子,證據充足下的無罪也可能存在使無辜者獲得真正的自由。但是這是不符合我們刑法的價值理念,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就應當認定無罪,即使事后查明其是真正犯罪分子,但是當時的證據條件下其就不構成犯罪,在證據充足的情況下就應當認定其有罪。在證據不足或者證據收集非法等瑕疵而使得案件終止,并致使罪犯無罪釋放且事后查明有罪的案件在程序上也不能稱為錯案,[4]而證據不足下的定罪和證據充足下的無罪才在程序屬于刑事錯案。

從刑事案件的處理流程,我們可以將刑事錯案分為,刑事偵查階段的錯案,刑事審查起訴階段的錯案、刑事審判階段的錯案和刑事執行階段的錯案。具體來說,刑事偵查階段的錯案有應當立案而不立案,應當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而做撤銷案件處理等。刑事審查起訴階段的錯案有不夠批準逮捕的條件而錯誤批準逮捕,應當批準逮捕提起公訴而做不起訴處理等。刑事審查起訴階段的錯案有無罪者被定為有罪者和有罪者被定為無罪者等。刑事執行階段的錯案有不符合減刑、假釋條件的得到減刑、假釋;刑罰沒有執行完畢的,被釋放等情況。

(三)刑事錯案的成因

刑事錯案從某種程度來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們就要正確認識錯案的存在,要反思和防范錯案的發生概率。這除了要在思想上引起司法工作人員的重視外,還應當弄清錯案的主要成因。

第一,刑訊逼供。從我國目前冤假錯案的實際情況來看,刑訊逼供是形成錯案的主要原因。我國在此前有著以口供為證據之王的錯誤觀念,實踐中一些工作人員將口供為最重要的證據,出現了沒有口供不移交審查起訴、沒有口供不提起公訴、不判決等現象。因此,盡管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明確禁止刑訊逼供,但為了獲得口供而對犯罪嫌疑人刑訊逼供的現象頻頻發生。這一現象已經明顯得到改善,但司法工作人員仍然青睞口供,這往往在證據不足或者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的情況下,忽略掉案件中的疑點和進行理性思考后的推理,從而導致錯案發生。

第二,錯誤的司法理念。首先,一些辦案人員存在著處于樸素的報應理論,重打擊犯罪、輕保護人權的觀念。在這種錯誤的觀念下,辦案人員可能會因為急于追求犯罪嫌疑人的責任,而忽視正當的訴訟權利,其次,一些辦案人員存在著先入為主的辦案思維,辦案人員在實踐中,往往根據第一份筆錄和證據展開工作,后面的筆錄、證據等基本與第一份相一致,從偵查筆錄到公訴書、判決書有著很大程度相似性。這種現象會導致辦案人員只從一個線索開展工作,忽視對其他線索的發現和對疑點的審查,注重收集有罪證據,忽略無罪、罪輕證據。此外,存在著有罪推定的思想。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明確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就說明我國是認可無罪推定的原則的。然而由于一些工作人員有罪推定的思想的影響,遇見疑罪不敢從無,明智該罪證據達不到“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仍對案件起訴,做出有罪判決;或者選擇“疑罪從輕”的方式,對證據不確實、不充分的案件降格處理,重罪輕判。再或者對待存疑的案件就拖不決,使犯罪嫌疑人超期羈押。從廣義上講這都處于錯案的類型。

第三,法律制度及相關訴訟規則不健全。首先,目前我國沒有一部關于證據完整的法典,證據的相關規定都零散的規定在《刑事訴訟法》和司法解釋中,缺乏系統性,給司法實踐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其次,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控辯雙方從權利分配的角度來說是不平等的,這給刑事錯案的發生埋下了隱患。正是為了防止此種危險發生,同時也為了防止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控訴方對被控訴方造成實體性的權利損害,刑事訴訟領域往往要求對雙方平等武裝。比如歐洲人權委員就曾經指出:“檢察官與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的程序平等一般被稱平等武裝,這是公正審判的一項內容要求?!盵5]

除了以上幾點主要的原因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原因,如刑事科學證據發展的局限性、鑒定錯誤或者錯誤的采納鑒定結論等原因。


三、刑事錯案中的被害人


傳統的刑事案件法律界討論的重點一直在于是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及救濟,而作為刑事案件中所受傷害最大的被害人一方,其權利保障和救濟制度并不完善。在許多刑事案件中,往往侵害的都是被害人的人身和財產權利,侵犯人身權的犯罪可能給被害人人身造成了無法修復的損害,甚至造成殘疾,嚴重的影響正常工作和生活,侵犯財產權利的犯罪可能會給被害人的生產、生活秩序造成嚴重的打擊,可能到導致其生活潦倒、公司破產等嚴重后果。我國刑事法律的目的在于打擊犯罪、保障人權。所保障的人權不僅僅是犯罪人,更應當保障被害人的人權。

犯罪學中的被害人是指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損失或損害即危害結果的擔受者。在被害人學上,包括四層含義:首先,被害人是遭受一定的損失或者損害者。包括物質或精神、有形與無形、抽象與具體的損害。其次,被害人是危害結果的直接或間接擔受者。再次,被害人是犯罪行為的侵害對象或者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的主體。最后,從外延來說,既然肯定被害人是危害結果的擔受者,則一切遭受犯罪侵害而承擔危害結果的“人”,均屬被害人。[6]

古老的法律諺語曾說過:“沒有權利就沒有救濟”,刑事錯案之所以需要救濟,就是因為刑事錯案中存在眾多被害人,為了讓被害人更好地回歸社會,我們需要為其提供多方面的救濟。刑事錯案的被害人不同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當我們提及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就是指的在刑事案件中人身、財產及其合法權益受到犯罪行為侵害的人,通常就是指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而刑事錯案中的的被害人從廣義上來說既包括了直接受到損害的人、間接受到損害的人(例如被害人的家屬),也包括各類刑事錯案中的無辜人。

刑事錯案的被害人不同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簡單的說刑事錯案的被害人既包含了刑事案件本身的被害人又包括了刑事錯案中的無辜者,兩類人共同構成了刑事錯案中的被害人。但是在刑事錯案中,這兩類被害人的地位也是不同的,我們總是將目光聚集在無罪者被定為有罪者下的無辜被害人的救濟,卻忽視了刑事案件本身自始至終的被害人。我們需要明白,無論是一個正常的刑事案件還是一個刑事錯案的發生,被害人總是在刑事案件發生的第一時間就真實存在的,被害人本人及其家屬一直都是刑事案件發生中的受害者。當然我們并不否認刑事錯案的糾正,也不否認無辜者白白承受刑事強制措施或者刑罰之苦而成為無辜的被害人。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忽視在刑事錯案中被害人的客觀真實存在,一般正常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值得我們關注,而刑事錯案中的被害人更值得我們關注,因為其是徹頭徹尾的的被害人,我們不能讓其在刑事案件發生到審結過程中受到傷害,在刑事錯案糾錯中又受到二次創傷。想要適當的救濟被害人,就應該首先清楚被害人內心最真實想法、最需要的是什么。被害人的需求主要有以下兩種:

1.希望嚴懲犯罪,找到真兇。犯罪是犯罪行為人實施的即破壞法律秩序,又危害社會,同時又給被害人的人身、財產、精神帶來損害的行為。[7]當遭到犯罪行為侵害時,一些犯罪給被害人帶來精神上的傷害和身體上的損害是長期的,陰影是難以消除的。被害人恐懼和憤怒的情感總是交織在一起的,當犯罪行為結束后,被害人通常的情感是憤怒,因此被害人希望司法機關能夠嚴懲罪犯。在刑事錯案中,被害人此前因為司法機關對“犯罪人”的審判所得到的心靈慰藉全然消失,由此被害人更加希望找到真兇,只有對真兇進行審判,才能真正安撫被害人的情緒。

2.要求賠償和補償。被害人被害后會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受到損失,因此會希望得到賠償和補償。其中一部分犯罪,例如盜竊、殺人、強奸、詐騙等犯罪的被害人獲得的賠償主要來自犯罪人,但是因為犯罪人的經濟條件等原因往往不能得到全部損失的賠償。另外,被害人的損失也不僅僅是物質的,還有精神上和肉體上的,這些損失是難以量化的,只能通過相對合理的方式來確定賠償和補償的數額,才能使得被害人真正獲得物質上的幫助,盡快走出刑事案件的陰影。


四、刑事錯案中被害人的救濟


(一)刑事錯案中被害人救濟的原因

在刑事錯案中將被害人作為真正的受害人,對其給予救濟首先符合刑事訴訟的基本價值理念。刑事訴訟的基本價值是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這里的人權保護,不單單只是保護犯罪嫌疑人的人權,還需要保護被害人的人權,只有充分保障刑事案件當事雙方的人權,才能保障刑事訴訟過程以及結果的公正性,緩解雙方之間的緊張關系,使兩方都能重新回歸社會。

其次刑事錯案中被害人是真正全面的受害人。無論在刑事錯案中錯誤發生在定罪層面還是量刑層面,被害人在刑事錯案發生的第一時間就客觀真實存在。刑事錯案的發生又會使其本來已經重回的正常生活又進入了新的刑事訴訟程序之中。即使在無罪者被定為有罪最終給予其清白的情形下,一方面無辜者是受害人,另一方面被害人則面臨案件沒有人承擔刑事責任的尷尬境地。無論是哪一種情形下的刑事錯案,以及后續錯案的糾正,被害人都是整個過程中全面的受害者。

最終刑事錯案都會啟動糾正程序,而啟動糾正程序是對被害人的二次傷害。一方面糾正程序的啟動會使被害人重新陷入刑事訴訟的程序過程中,打破其已經恢復的平靜生活。另一方面糾正程序的啟動往往會使案件發生重大的轉變,使得刑事案件中原本的被告人無罪釋放,導致被害人方受到的傷害沒有人承擔應盡的刑事責任。被害人心里將會遭受二次傷害,二次傷害無疑將在第一次判決的基礎上給其帶來更大的創傷。

(二)刑事錯案中被害人救濟的途徑

刑事錯案中被害人作為真正全面的受害人,給予其救濟存在諸多原因,在具體的救濟途徑上,往往是伴隨刑事錯案的糾正程序。所以我們需要對被害人在新的訴訟過程中以及新的訴訟結束后都要時刻關注被害人,給予其相應的救濟。

1.保障被害人訴訟過程中權利

第一:保障刑事錯案中被害人的知情權。作為整個案件中,受到傷害最深的人,知情權應當是其最基本的權利,被害人應當可能知曉自己在訴訟過程中的權利義務內容、訴訟活動的進展及結果。該權利具體體現在被害人立案、偵查、起訴、審判和執行階段中所依法享有的真實信息知情權。[8]我國目前對于被害人知情權的缺乏專門的法律規定,主要是規定在《刑事訴訟法》的章節之中,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在當事人這一部分的側重點多放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上,關于如何保護被害人的規定就比較簡單。告知的內容也較為單一,根據《刑事訴洽法》的規定,需要通知被害人的情況包括:公安機關決定不立案的,應將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檢察機關作出不起訴決定的,應將不起訴決定書送達被害人;審判機關作出判決的,應將判決書送達被害人。被害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基本上沒有參與進來,具體的案件進展情況更是無從知曉,被害人的當事人地位根本無法體現。尤其是刑事錯案中,更應當充分的保障被害人的知情權,讓被害人知道案件的進展情況,只有被害人充分的了解到了案件的情況,才能決定如何行使自己的其他權利,所以說知情權是其他權利的基礎,是其他權利得以實現的前提條件。

第二:保障刑事錯案中被害人的參與權。被害人是犯罪發生時在親身感受者,對案件的的每一個細節都有著最深刻的印象。讓被害人充分的參與到案件中來,有利于案件的偵破,真相的到來。案件的訴訟結果與被害人有著最直接的利害關系,應當讓被害人充分的參與到訴訟活動中來,切身感受公平正義的實現過程,讓其感受到自身利益得到了保障,被害人的主義地位得到尊重。這樣才能夠減少錯案的法律率,也有利于充分保護被害人的權利??梢再x予被害人的閱卷權??梢詤⒖紛W地利和瑞士刑事訴訟法直接賦予被害人閱卷權,被害人當然可以委托律師代理?!秺W地利刑事訴訟法》第47條第2款規定,除非有特別的理由存在而不予以準許,被害人可以在起訴及預審時閱卷。[9]閱卷是讓被害人了解案情、參與到案件中來的重要手段,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杳閱與案件有關的所有材料是不現實的,但對于己經生效案件的相關文書、資料、審判記錄等,被害人應該有權閱覽,如果有正當的理由,在法院就案件作出判決之前,被害人也可以通過書面申請的方式,說明要查閱的材料及其理由,經過人民法院的同意可查閱案件材料;對于不起訴案件的相關材料,從犯罪嫌疑人的隱私權和名譽權的考慮出發,原則上不予公開,除非涉及公共利益或重大刑事犯罪被害人也可以通過書面申請的方式向檢察機關查閱有關材料,但這一規定也應該逐步放開,被害人作為刑事訴訟案件的當事人,應該有權利閱覽任何與案件相關的文書與資料。

第三:保障刑事錯案中被害人的安寧權。被害人在一般的刑事訴訟中,在自訴案件中享有起訴權和撤訴權,在公訴案件中享有參與權、知情權、陳述權和刑事和解權。[10]在刑事錯案的糾正程序中,一方面要保護被害人方本應當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所享有的程序性權利,另一方面要特別注意保護被害人方的安寧權。刑事錯案的糾正與原本案件的判決之間有很長一段時間,原本被害人一方已經接受判決,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刑事案件對其的影響慢慢消散??墒切淌洛e案糾正程序的啟動往往都會吸引社會公共和媒體的廣泛關注,外界普遍希望案件有一個真實的事實。但是被害人一方則會無端遭受很多心里上的壓力,陳年舊賬需要重新清算,死去的被害人仿佛在一瞬間又不能瞑目,平靜的生活又一次重回新的爭端,這一切都會給被害人帶來更大的傷害。對于刑事錯案我們肯定要糾正當年犯下的錯誤,彰顯我們的司法公正。但是在刑事錯案糾正的過程中除了保護被害人一方應有的訴訟權利還要保護被害人一方的安寧權,最小程度減少刑事錯案糾正程序給其帶來的二次創傷。

第四:保障刑事錯案中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刑事錯案中的真兇還沒有被緝拿歸案,當真兇再次出現被害人的面前再次進行犯罪,他們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會受到更大的傷害。在一些暴力犯罪、性犯罪等案件中,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時,會威脅、恐嚇被害人不要報案等情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被害人都處于害怕被打擊報復的緊張情緒中。當被害人得知“犯罪行為人”已經被抓捕歸案后,這種緊張的情緒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當被害人又得知此案為刑事錯案,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并沒有找到的話,被害人又會感覺到其人身處在危險之中。在必要時可以指派專門人員為被害人及親親書提供人身、住在和財產的保護。必要時為被害人及親親書提供安全的臨時住所。這樣可以讓被害人五后顧之憂的參與到案件中來,幫助司法工作人員還原真相,讓案件得到公正的審理。

第五:賦予刑事錯案中被害人上訴權。上訴權是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之一,即對第一審法院的判決、裁定不服時,當事人有權要求上一級人民法院重新審理。上訴權是訴訟當事人的一項重要權利,但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訴案件的被害人對一審判決的刑事部分不享有上訴權,在對一審判決不服的情況下只能依法向檢察機關請求抗訴。對于是否應當賦予刑事被害人上訴權的問題,在學術界早已引發熱烈的討論。劉根菊教授表示不應賦予被害人上訴權,因為若賦予被害人直接上訴權,勢必會改變原審的刑事訴訟法律關系,改變訴訟結構,若在二審程序中由被害人等執行控訴只能和承擔證明責任,由于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被害人很難完成證明任務,致使二審法院不能順利抵對案件進行全面審理,很可能使二審程序流于形式,達不到實行兩審終審的目的;若賦予被害人等上訴權,勢必會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削弱被告人的上訴權,使上訴不加性原則形同虛設。[11]筆者認為從降低刑事錯案的角度來看,應當賦予被害人上訴權。上訴權目前是賦予被告人的,為了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但是這不意味著就要損害被害人的權益。上訴的結果是啟動二審程序,二審程序是為了確保審判質量。被害人的上訴的權利實質上是被公訴機關所吸收,被害人想得到上訴的結果,應當請求公訴機關抗訴,實際上是通過公訴機關對被害人的請求進行吸收,再由公訴機關代表被害人的意思抗訴。實踐中只有極少數的案件公訴機關會進行抗訴,因為公訴機關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來看待案件,而刑事被害人是案件的參與者、受害者,公訴機關不能完全替代被害人的地位,因此抗訴權應當和被害人的上訴權相互彌補,共同完成第犯罪的追訴,當被害人認為該案是冤假錯案事,得以行使自己的權利,以便糾正錯誤。

2.保障被害人訴訟結束后物質幫助和精神撫慰

刑事錯案糾正程序結束后,無辜者往往重獲自由和清白,并且獲得了國家賠償,但是被害人一方則又陷入了新的悲痛。例如呼格吉勒圖案通過再審使呼格吉勒圖的清白得以澄清,并且也獲得了國家賠償,但是社會各界以及媒體都忽視了同樣遭受了巨大創傷的被害人一方,其在司法實踐中并沒有被視為獨立的弱勢群體,也沒有實質性的訴訟權利??梢姾舾窦請D案受害者不僅是呼格吉勒圖一件還有被害人一家,且被害人一方作為弱勢群體更應當值得救濟保護。[12]

刑事錯案中,無辜的被告人可以由《國家賠償法》來賠償,而被害人由于真正的犯罪人還沒有找到等原因得不到賠償,因此需要國家和社會承擔起對被害人的補償責任。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也在逐步的完善之中,國家有義務保護公民的各項權利,并且在公民的權利遭到損害得不到救濟時對其進行救助。[13]犯罪行為不僅使被害人的人身、財產受到了損害,同時也會造成心靈上的痛苦、生活上的困難。在刑事錯案中真正的犯罪人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如果被害人再在心理上、在日后的生活中不能得到補償,被害人可能對政府失望、對社會仇恨,進而從犯罪被害人轉變成潛在的犯罪人。與此同時,從犯罪學的角度來看,犯罪人之所以犯罪不僅全部都是個人因素,還包含著許多的社會因素,犯罪人也可以說是社會變遷、不良的社會因素的受害者,不應當讓受害人承擔全部的責任。因此,建立刑事被害人社會補償制度是非常必要的。[14]

刑事錯案糾正程序從啟動到最后的結束都是對被害人一方的二次傷害,除了物質方面給予其的國家補償,精神方面也需要對其特別的關照。這就需要我們社會盡到一定的責任,例如社會中可以成立相關的刑事被害人救濟組織,在刑事案件發生的第一時間為其提供相關的法律幫助以及心里關照,在刑事錯案糾錯程序啟動后,更要對被害方進行心里的撫慰和疏導,避免更進一步的心里創傷??傊?,刑事錯案中被害人的救濟需要國家和社會都盡到一定的責任。

五、審判中心主義的第三條路徑——賦予被害人主體地位,構建新型的刑事訴訟關系構造


審判中心主義的第一路徑是推動我國刑事訴訟從偵查中心主義向審判中心主義過度;審判中心主義的第二路徑則是推動司法裁判權向程序法事實領域和審前階段這兩個方向的擴張和延伸;[15]那么審判中心主義的第三路徑則是構建被害人的主體地位,而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構建新型的刑事訴訟構造關系。無論是一般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救濟,還是刑事錯案中被害人的救濟,從現有的刑事訴訟程序中對其權利的保障和救濟都不能最為有效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需要的是賦予被害人刑事訴訟中主體的地位,構建新型的刑事訴訟構造。

現有的刑事訴訟構造是等腰三角形構造,審判機關處于等腰三角形頂點位置,而控方和辯方處于等腰三角形的兩個底角位置,兩造之間平等武裝、平等對抗?,F有的刑事訴訟構造中沒有被害人的位置,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更多則是一個關鍵證人的角色,刑事被害人的訴權也被公訴權吸收,因而在帶有公訴性質的刑事訴訟過程中刑事被害人往往只能充當客體,不能稱為真正擁有的刑事訴訟主體地位。刑事被害人的訴權被公訴權吸收雖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公訴機關所代表的是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與個體利益不是完全的一致。并且刑事訴訟不單單要糾正犯罪行為人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還要糾正犯罪人與被告人之間的關系,避免兩方之間積累恩怨進一步相互報復的行為。并且被害人作為刑事案件中的涉案一方,親歷了整個刑事案件的全過程,并且自身的人身和財產遭受侵害,其為自己爭取權利獲得救濟有著強烈的主觀能動性。所以賦予刑事被害人訴訟主體地位有合理性基礎。[16]

審判中心主義的第三條路徑,賦予被害人刑事訴訟主體地位,將原有的平面靜止等的腰三角形訴訟構造改建成三維立體的三棱錐訴訟構造。審判機關位于三棱錐頂點作為認證主體俯視地面三底角中的控方、辯方和被害方,賦予這三者訴訟的權利和相應證明責任。審判機關對三者的利益訴求綜合考慮后,根據法律規定最終作出相應判決,使社會利益和被害人個人利益以及犯罪人合法權益在一個訴訟審判中都得到了保護和平衡。賦予被害人刑事訴訟主體地位使其親歷參與整個訴訟過程中,也避免其對法律審判存在個人主觀心里認識偏差,也可以在訴訟過程中提出相應的民事賠償訴求,在認為自己合法權益沒有充分保障時,還可以及時上訴。這一系列的程序看似繁瑣復雜,但是平衡了各方的利益訴求,使社會秩序得以恢復,使案件當事人之間的緊張關系得以緩和,兩方當事人以及家庭能夠更好回歸社會繼續平靜生活。

筆者認為只有賦予被害人刑事訴訟主體地位,才是對刑事案件被害人最大的救濟,更是對刑事錯案被害人最有力的救濟。審判中心主義的第三條路徑就是將刑事訴訟關注的視角轉向被害人一方,更加注重保護被害人一方的人權,賦予被害人刑事訴訟主體地位,構建新型的刑事訴訟構造關系只是對刑事案件被害人救濟的第一步,之后還需要進一步明確被害人的訴訟權利,當然還要給予被害人國家的物質補助以及社會的精神撫慰。


六、結論


刑事錯案的救濟首先需要對刑事錯案有一個整體全面的認識,刑事錯案無論是對被告人還是受到侵害的被害人來說都是巨大的傷害,但是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刑事司法系統中錯案都是不能夠完全避免的。案件事實對于司法工作人員來說是沒有親身經歷過的、無法直接感知的,只能通過有限的證據去認識和推理出案件事實,所以我們要正視刑事錯案出現的必然性。再則對刑事錯案的救濟前提是在刑事錯案中存在被害人,即刑事錯案中的無辜被害人和刑事案件的真正被害人。但是無論何種情況刑事錯案中的被害人都是客觀全面真實存在的受害人,為了避免糾錯程序給被害人帶來的二次創傷,我們需要對刑事錯案的被害人給予全面的救濟。刑事錯案的救濟往往伴隨刑事錯案的糾正程序,所以一方面需要保障被害人訴訟過程中權利,另一方面需要保障被害人訴訟結束后物質幫助和精神撫慰。但是筆者認為對刑事錯案中被害人的救濟最好的方式是推進審判中心主義的第三條路徑發展:即賦予被害人主體地位,構建新型的刑事訴訟關系構造。

Abstract:The relief of criminal misjudged cases isaccompanied by the corrective procedure of criminal misjudged cases. In theprocess of correcting criminal misjudged cas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eliefof innocent peopl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reliefof victims in criminal misjudged cases. Such attention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criminal proceedings but extends beyond criminal proceedings. On the one hand,it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victims in the process of litigation,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material assistance and spiritualcomfort after the victims' litigation ends. If we want to systematicallyprovide relief to victims in criminal misjudged cases, we need to promote thethird path of trial centralism: giving the victim a dominant position andconstructing a new criminal litigation relationship structure.

Key Words:Criminal misjudged case,Victim,Relief

注釋:

* 巨言,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2018級法律碩士研究生;馬可,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具體可參見:牽涉22年前的一起沖突張扣扣殺人案細節現場還原,http://news.cctv.com/2018/03/29/ARTIwSnqGVkKogBRh59BxHWj180329.shtml,最后訪問日期:2018年12月24日。

[2]具體可參見:官方通報南鄭除夕兇案:張某某對王正軍傷害其母致死懷恨在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04187,最后訪問日期:2018年12月24日。

[3]參見楊立新:《錯案賠償實務》,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

[4]參見張訓:《刑事錯案中被害人的保護與救濟》,《淮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2月

第39卷第1期。

[5]參見陳瑞華著:《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230頁。

[6]參見許章潤:《犯罪學》,法律出版社第3版,第123頁。

[7]參見趙可:《一個被輕視的社會群體-犯罪被害人》,群眾出版社2002版,第115頁。

[8]參見吳四江:《保障刑事被害人知悉真情權探析》,《青海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

[9]參見蘭躍軍:《偵查程序被害人律師幫助問題》,《時代法學》,2016年第2期。

[10]參見張訓:《刑事錯案中被害人的保護與救濟》,《淮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2月

第39卷第1期。

[11]參見劉根菊:《關于公訴案件被害人權利保障問題》,《法學研究》,1997年第2期。

[12]參見曹永慧:《論犯罪被害人救濟制度——以呼格吉勒圖案中被害人為視角》,甘肅政法學院,2016.6。

[13]參見李常胤:《論犯罪被害人的權利保護及救濟制度的完善》,吉林大學,2009。

[14]參見曾艷:《和諧社會視角下我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的構建芻議》,《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

會科學版)》,2014年第12期。

[15]參見馬可:《審判中心主義的第二路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頁。

[16]參見陳巖、張永名:《論刑事被害人的訴訟地位及其理論基礎》,《大慶師范學院學報》,2011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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