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講壇 、法治講堂

陳柏峰闡述當代中國法治及其人類文明地位

“當代中國法治,是當代中國根據自身的政治體制、社會條件和現實處境,從實現國家或社會穩定發展和有效治理的要求出發,而對法治這一人類文明的現象及現代國家治理方式的獨特理解和認知、探索與實踐。”11月16日下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柏峰在長江講壇·法治講堂演講《當代中國法治及其人類文明地位》時,對“當代中國法治”嘗試做了上述描述性定義。


人類文明之所以產生法治這一現象,是因為法治蘊含著對公平、正義、秩序等積極的價值追求,在提煉利用長久以來人類共同的社會生活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一種與人治、德治等不同的規則之治,并具有一整套較為成熟的治理技術來保證其施行,陳柏峰說。但法治也有其局限性,它建立在人是完全理性的假設之上,而現實中,人在很多時候是感性的,有些問題需要道德、情感等來處理;同時,法治有著內在性質的矛盾性,它兼具統一性與特殊性、穩定性與適應性、強制性與妥協性、客觀性與主觀性等多重矛盾。因此,人們需要打破對法治的理想化或臉譜化的想象。


法治立足現實。陳柏峰重申中國是當今世界上國情因素最為特殊的國家之一:國土面積大、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且有文明的延續性。當代中國法治需要在復雜的條件中,更準確地把握影響法治的關鍵性因素,使法治的基本形態及主要方面與國情因素更好契合,保持法治與國情的高度適應。在頂層設計層面,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當代中國法治建設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架構;十九大報告把全面依法治國列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4條基本方略。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層面,當代中國法治不僅有法律體系與立法、公正司法等內容,還創造了西方法治理論所沒有的表達,如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等,意在形成公權力運作系統及其之外的社會生活的法治化。在實現國家穩定發展和社會有效治理的現實需求面前,當代中國法治選擇依循理性化的實用主義路線推進,如,通過法治為市場經濟提供系統的制度性保障,維系經濟增長;通過法治建立新型人際關系與交往的規范,避免轉型失范,妥善處理矛盾。


概言之,陳柏峰認為當代中國法治以人類法治文明為基礎,是在發展中大國的環境和條件下所實行的法治,是主導政治力量基于理性自覺在治國理政方式上作出的主動性選擇,避免了“以社會震蕩換取法治化啟動”的歷史宿命,達成了在不改變基本政治建構和政治制度情況下實行法治,且將域外法治經驗與中國具體實踐的結合,為后起法治國家提供了成功范例,為人類法治文明提供“增量”。


陳柏峰演講《當代中國法治及其人類文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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