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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言

楊澤偉 :新中國國際法學70年:歷程、貢獻與發展方向

楊澤偉: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一、新中國國際法學70年的發展歷程

新中國國際法學70年的發展歷程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 初步形成時期(1949—20世紀50年代末)
新中國成立伊始,許多國際法問題亟待處理,如承認與繼承問題、條約的廢改立問題、國籍問題、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的代表權問題等。新中國國際法學正是在應對和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得以形成與發展起來的。在這一階段蘇聯國際法學對新中國國際法的教學和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國際法學界所用的講義與教材主要是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或者是在參考蘇聯有關國際法著作的基礎上編寫而成的。
(二)萎縮蕭條時期(20世紀60年代初—1978年)
在這一時期,“左”傾思潮與法律虛無主義泛濫,嚴重阻礙了新中國國際法學的發展,造成了中國國際法學將近20年的萎縮、蕭條。在這一階段就國際法的教學來說,一些政法院校被停辦;另一些政法院系的教學內容被壓縮,或時斷時續、瀕于停頓。在國際法研究方面,這一階段的國際法學者或者被迫停止專業研究工作、或者被送到農村從事體力勞動。
(三)恢復發展時期(1978—2011年)
197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國際法學開始進入了恢復發展時期。
1. 國際法日益受到重視。首先,國家領導人意識到國際法的重要性,并主動參加了有關國際法的法律知識講座。其次,國際法學術平臺不斷涌現,如第一個全國性的國際法學術團體——中國國際法學會于1980年成立。最后,國際法的學術刊物不斷增加。
2. 國際法的實踐活動多種多樣。首先,中國政府逐漸改變對國際司法機構的消極態度,主動參與國際司法機構的相關程序。其次,中國學者積極參加各類國際組織的國際法實踐活動,一些學者還擔任了國際組織的負責人等。最后,不少高校成功舉辦了多種全國性的國際法模擬法庭比賽。
3. 國際法的人才隊伍增長迅猛。截至2016年10月,中國有626所高校開設法學本科專業,在校學生超過31萬。這其中包括數量可觀的國際法專門人才。
(四)積極有為時期(2012年至今)
201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國際法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在這一時期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代國際法對維護中國國家權益的作用更加凸顯,因而國家層面對國際法研究的組織、引領工作在不斷加強,并成立了專門的國際法咨詢機構等。此外,伴隨著中國國家利益的日益拓展,對國際法人才的需要也日益擴大,因而國際法的研究隊伍也在不斷壯大并呈年輕化趨勢。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階段中國更加重視國際法的作用和注重推動國際法的發展。 

二、新中國國際法學70年的主要貢獻

(一)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作為現代國際法基本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整個國際法基本原則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新的形勢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是歷久彌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意義是歷久彌深,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作用是歷久彌堅。
(二)國際法上的承認
1. 對新中國的承認。關于對新中國的承認問題,中國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逆條件”的承認,即新中國政府首先要求外國承認新中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允許在承認新中國政府的同時,繼續同臺灣地區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保持官方關系。(2) 承認是相互的。例如,在新中國與加拿大、奧地利、馬里和美國等國的承認問題上,承認是相互的,雙方僅表示建立外交關系的共同愿望,但沒有明確說出“承認”一詞。
2. 新中國對新國家或新政府的承認。一方面,中國承認殖民地人民通過行使民族自決權而建立的新國家。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奉行不干涉內政原則,尊重各國人民選擇政府的意志。
(三)國際法上的繼承
1. 關于條約的繼承。實踐中,新中國政府對舊政府所訂條約既有接受,也有經修訂后繼續適用,更有不予繼承的情形。
2. 關于財產的繼承。新中國根據國際法上的繼承制度,繼承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在中國境內外的一切財產。
3. 關于債務的繼承。新中國政府按照債務的性質和情況,區別對待:對于“惡意債務”,一律不予繼承;對于合法債務,則通過與有關國家協商,以求公平合理地解決。
(四)和平解決國際爭端
新中國自成立以來,一直奉行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則,堅持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國際爭端。 
1. 談判和協商。新中國一貫重視通過談判、協商解決國際爭端。
2. 國際仲裁。新中國對以國際仲裁的方法解決國際爭端,一直持非常慎重的態度。不過,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對以仲裁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問題的政策有所調整,在經濟、貿易、科技、文化等非政治性的國際條約中,中國開始同意載入仲裁條款或爭端解決條款中包括仲裁的方法。
3. 國際司法機構。新中國成立后的近20年間,中國政府與國際法院沒有任何聯系。中國從未與其他任何國家訂立將國際爭端提交國際法院的特別協議;中國參加的國際公約對含有把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的條款,幾乎無一例外地作出保留。迄今,中國尚未向國際法院提交任何國際爭端或案件。此外,中國政府雖然于1996年批準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是中國政府不接受《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五部分第二節下的任何強制爭端解決程序,包括國際海洋法法庭的管轄等。迄今,中國尚未向國際海洋法法庭提交任何國際爭端或案件。
(五)“一帶一路”倡議
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和有關國家的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作為現代國際法上一種國際合作的新型態、全球治理的新平臺和跨區域國際合作的新維度,將對現代國際法的發展產生多方面的影響,如推動國際法基本原則的發展、促進國際過境運輸制度的完善、豐富國際法實施方式以及充實國際發展援助制度等。
(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新時代中國外交工作的總目標、總綱領和總戰略。從人類命運共同體涵蓋的內容來看,它包括“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五大支柱,具有豐富的國際法內涵。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新時代中國國際法觀的核心理念,是中國對國際法的發展的重要理論貢獻。”事實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響應,并已多次被寫入聯合國有關決議中。

三、新中國國際法學70年的主要特點及其存在的問題

(一)新中國國際法學70年的主要特點
1. 注重運用國際法原理、規則分析國際關系中的熱點問題。70年來,國際關系中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中國國際法學者都予以了關注,并撰寫了相關的論著進行國際法評析。這種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為中國政府的有關決策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
2. 注意結合中國實踐。例如,我國學者就新中國與承認問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南海仲裁案、南海共同開發問題、G20杭州峰會等建言獻策。此外,隨著中國國家領導人提出“中國夢”“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中國國際法學界又開始關注這些重大的理論與現實問題。
3. 研究領域不斷拓展。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國際法涉及的范圍不斷擴大成為了現代國際法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有鑒于此,70年來中國國際法學者也在不斷地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尋找新的學科增長點。
(二)70年來新中國國際法學存在的主要問題
1. 對新中國國際法的理論與實踐的系統總結有待進一步加強。有組織地系統研究與中國國際法理論與實踐密切相關的問題,不但能夠較好地體現和展示中國國際法學的特色,而且有助于提煉、形成中國的國際法觀。
2. 對國際立法和國際司法活動的參與度有待進一步提高。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國際立法和國際司法活動中,中國參與度并不高。在國際司法方面,中國對利用國際司法的方法解決國際爭端持一種消極的態度,迄今尚未向國際司法機構提交一件爭端案,亦未主動請求國際法院和國際海洋法法庭發表咨詢意見。并且,在國際司法機構的判決中,中國籍的法官提出的獨立意見也明顯偏少。
3. 為中國對外政策或外交實踐提供前瞻性的理論支撐尚顯不足。透視中國國際法學70年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國際法研究側重于傳統理論和個案的實踐,未能同國家的整體發展戰略或外交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或者說,沒有緊扣國家發展的大局。正因如此,中國國際法學界還沒有推出富有世界影響的、并被不少國家接受的國際法理論,而且為中國對外政策或外交實踐提供前瞻性支撐的理論也尚顯不足。
4. 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國際法論著尚不多見。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進一步增強、“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推出諸如格勞秀斯《戰爭與和平法》、瓦特爾《國際法》和《奧本海國際法》等既能滿足時代的現實需要,又能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和認可的學術巨著,成為了新時代對中國國際法學者的重要呼喚。

四、中國國際法學的發展方向

1. 國際法的解釋和適用問題將更加受重視。近年來在WTO法等領域國際法的碎片化現象日益增多、一些國際人權條約機構的擴權行為不斷增加、類似國際海洋法法庭等國際司法機構的越權行為更加凸顯、在國際法院的判決中法官的獨立意見也越來越多等。這些新的動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目前國際社會各利益攸關方,包括主權國家,為了尋找法律依據以維護其自身利益,不惜對國際條約和國際習慣片面地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釋。因此,中國國際法學者應更加重視國際法的解釋和適用問題,以更好地維護中國的國家權益。
2. 國際法的理論創新將進一步加強。近年來,國際關系出現了較大變化。在此背景下,國際法理論為中國整體發展戰略和外交實踐提供理論支撐的作用將更加突顯;進一步加強中國國際法的理論創新,也成為新時代對中國國際法學者的必然要求。
3. 增強國際法發展的中國話語權,將成為中國國際法學者的重要使命。中國國際法學界首先應基于新中國70年來的中國國際法理論與實踐,提出在內容上具有中國特色,又能夠被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接受的中國國際法理念或中國國際法觀。其次,在國際法發展的新領域,如網絡治理、人工智能、外層空間、國際海底區域以及極地問題等,應加強國際議題的引領和規則內容的主導等方面的作用。最后,從維護和爭取國家利益的角度出發,應注意到發展中國家已經分化的事實,尋找不同的利益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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